祸不生于逆生于顺

　　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是历史兴衰更替的规律。从一个人到一个政党，再到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，增强忧患意识、防范风险挑战都要一以贯之。

　　自古以来，福祸、兴衰、成败往往是连在一起的。它们看似很远，其实极易转换，而且往往在逆境时平安无事，到了顺境反而变量日增。宋人著《治国方略》中说：“物以顺至者，必当以逆观。天下之祸，不生于逆而生于顺。剑盾戈戟未必能败敌，而金缯玉帛每足以灭人之国；霜雪霾雾未必能生疾，而声色游畋每足以殒人之躯。”这番论述提醒我们，越是顺境，越要防范潜在的危机，正所谓“思危所以求安，虑退所以能进”。

　　忧喜更相接，乐极还自悲。不在顺利时想着麻烦，不在晴天时想着雨天，如果临渴而掘井、下雨再绸缪，一切都晚了。欧阳修在《伶官传序》中讲述了李存勖的故事，充分印证了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，自然之理也”。李存勖创业时，正处于逆境，但他勇猛精进，敢于作为，“函梁君臣之首，入于太庙，还矢先王，而告以成功，其意气之盛，可谓壮哉”。然而，“及仇雠已灭，天下已定”，他却得意忘形，纵情享乐。结果，“及其衰也，数十伶人困之，而身死国灭，为天下笑”。

　　备豫不虞，为国常道。心怀忧患、砥砺奋进，则个人功成、国家兴盛；而一旦“智勇困于所溺”，就很容易走向家国衰败的局面。唐代名臣魏征一生倡导“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乱”。他在《谏太宗十思疏》中写道：“人君当神器之重，居域中之大”，“不念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，德不处其厚，情不胜其欲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也。”唐太宗李世民始终遵循魏征的谏言治国理政，得以留下万世功名、千秋功业，开创大唐盛世。而到了唐玄宗后期，沉迷于歌舞升平，导致“安史之乱”，大唐基业受到重创。

　　人们常说，创业艰难，守业更难。那是因为，创业时多面临逆境，人能保持清醒，反而能防范危机。到了守业时，觉得日子好过了，就容易忘乎所以，开始享乐。恰恰就是在这时候，人最容易跌倒，事业最容易溃堤。难怪，就连布衣皇帝朱元璋也念念不忘和群臣谈论守业之道，“人常虑危乃不蹈危，常虑患乃不及患。车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，慎于难而忽于易也。保天下亦如御车，虽治平何可不慎”，可谓警世恒言。

　　有终身之忧，无一朝之患。我们共产党人，最善于汲取历史上的福祸、兴衰、成败之道，也最善于从古代治国理政的经验中汲取智慧。可以说，我们党生于忧患、成长于忧患、壮大于忧患。当前，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。但毋庸讳言，也有少数党员干部丢掉了忧患意识、底线思维。有的追求奢靡奢华，沉醉在“那盆正在加热的温水里”；有的躺在功劳簿上，只想捞好处不想付出；还有的信奉不做不错，搞只说不干混日子那一套。抱着这种思想的人，很容易被“糖衣炮弹”击中，走上歧途，还谈何建功立业？

　　多准备应对困难才有事业成功。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告诫人们，要“准备吃亏”，并一连列举了17条困难。毛泽东同志后来为之解释：“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，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，而有这种准备就好办事。”事实证明，胜利的时候想到困难，甚至想到了失败从头再来，这不是无事自扰，而是一份清醒理智。

　　邓小平同志说过，中国要出问题，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。不自警自省，没有忧患意识，就是危险的“问题”。当前，我们发展形势很好，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。越是发展顺利、广受赞誉的时候，越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，越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，既不能出跑风漏气、脱轨越界的事，更不能犯战略性、颠覆性错误。

　　见兔顾犬、亡羊补牢，乃为下等；积谷防饥、曲突徙薪，方为上等。只要党员干部始终保持惕厉警醒，不因胜利而骄傲，不因成就而懈怠，不因困难而退缩，就一定能做好新时代的答卷人。（桑林峰）